《论语·泰伯》中孔子的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两句话应怎样解释是一个聚讼千载的话题。较多的人认为应改变传统的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的断法，而为“民可使，由之；不可使，知之”或“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。”按改断之举，由于古籍没有标点，既断之后，有的觉其不适。但多是由于照那样断法，语句无法解通。
考之“民可使由之”这两句话，原来的断法并不存在这样问题。而所以要改断，是因为依照已有的解释，便是民众可以使他们自随其便，但不要使他们懂得是为了什么。这样就有了愚民之嫌。因而有人认为孔夫子是圣人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主张？从实际的情况看，也确实是没有。于是产生了必是断句有错的看法。经过改断，意义有所改变。“民可使”是说被治民众顺从其治，“由之”，任其自便；“不可使”是说被治民众并不顺从，“知之”给他们讲清道理（另外一种断法，意同）。这样一改，这两句话便带有民主的色彩。不过，像这样的民主，按照民众意志行事，在孔子生存的春秋末期那个时代，是不可能有的。不能想像在当时那种专制的统治下，会容许民“不可使”；而在“不可使”的情况下，会心平气和地向民众讲清道理。是不是圣人能有超越时代的思想？在孔子的言论中，谈到的多是“使民”，如“使民以时”，“使民如承大祭”等，从未涉及“可使”“不可使”的问题，而讲说“民服”则是常事，如“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”，“举直措诸枉则民服”（上引皆出《论语》）等，强调要民服从。再如对待民众，他赞成宽猛相济，认为“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纤之以猛；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。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一年》）都与民主无关，所以，在孔子的思想中，是没有“可使”就“由之”；“不可使”便“知之”这回事的。可孔子并没有主张愚民。原来，汉语的字词是多义的，字义不同，由它组成的语句义便不同。在这两句话里，“可”便有不同的意义，既可做可以来理解，也可解做可能。认为这两句话有愚民之意，是把“可”取了前一义，语便成可以任民自便，不可以让他们懂得道理。如取后一义，情况便不同了，其意为，民众能够照样子去做，但不能够懂得究竟是为什么。在这里，“民可使由之”的“由”，便不是任其自便，而是像“率由日章”的“由”那样，作为照那样子理解了。
